自黄桥战役落幕，两党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愈发激化，局势愈发紧张。彼时，皖南新四军近万兵力正遭受国民党重兵的严密监控，而苏北韩德勤部数万士兵则被八路军新四军所环绕。此情此景，宛如我方之子落入你手，而你之子亦在我掌握之中，彼此皆怀有戒心，从而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。
然而，在1940年11月26日，中原局毅然发起了曹甸战役，此举打破了僵持的局面，进而成为引发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索之一。
一、拖、拖、拖
新四军军部孤悬于皖南，中央对此早已作出明确指示。1940年伊始，即1月、3月与4月，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等领导人在延安多次通过电报催促项英，要求其迅速将新四军军部北迁至苏南或江北地区。及至5月，已驻扎苏南的陈毅、粟裕亦向项英发去电报，建议鉴于“国民党亦希望我方退出皖南”，我方应当“以退为进”，将军部及皖南主力东迁至苏南，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。
面对中央的指令以及江北陈粟等人的提醒，项英的态度显得消极，甚至有所抵触。他坚信：“在战略布局上，北方必须得到南方的协同支持”，“皖南在所有情形下，都必须坚持独立行动，坚定不移地维护南方的立场。”
4月3日，毛泽东等人鉴于“顽方或许会凭借其兵力优势对新四军军部区域发起攻击”的担忧，向项英咨询：“若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袭击，我们是否有突破重围、减少损失的应对策略？是采取向南进行游击战更为合适，还是向东与陈毅部会合更为有利？是否已经完全无法实现渡江向北的战略？”
接到主席的电报后，项英回应道：“横渡长江，实属不易，敌方在长江的封锁愈发严密，江北的桂军已在江边布下重兵。”“若向东进发，我方已有安排，但需突破两道封锁线，经历数场激战，方能与陈支队汇合。至于苏南地区，形势并不乐观……”
他的意图清晰明了，一遍又一遍地阐述诸多理由，分明是因不愿告别皖南。
10月9日，恰逢黄桥战役即将落幕之际，刘少奇再次向项英发去电报，强调：“鉴于皖南设立军部已属不切实际，我建议迅速将部队北迁。考虑到目前交通尚属畅通，若稍有拖延，恐遭顽固势力截断封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然而，项英并未采纳这些意见。11日，他在致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以及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表示：“综合考虑各方形势与现有条件，鉴于军部北移的困难以及三支区域（面积狭小，敌友双方均难以立足）的不便，我们认为以军部现址作为战略基点更为适宜。”
在接到项英拒绝搬迁的电报之后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，并以毛、朱、王三人的名义再次向项英发出指示：“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，我方不宜开展任何形式的游击战，曾生部队在东江的失利便是显赫的例证。因此，军部应抓紧时机迅速渡江，以皖东地区作为我们的根据地，务必不可拖延。”
“为确保未来我能实现更广阔的发展，坚守皖南阵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旦此刻放弃，日后将难以再次掌握这一坚实的支撑点。”他还强调，“为确保皖南阵地的坚守，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兵力作为保障，因此，原有力量的北移不宜削弱。”
这已非单纯的建议或意见，而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违抗。
曹甸战役结束之后，皖南我军顿时陷入了极其险峻的境地，这一点即便是对战争一知半解的孩童也能轻易看穿。然而，似乎项英却未能洞悉此情势。尽管延安的毛泽东、重庆的周恩来、中原的刘少奇以及苏北的陈毅等人急如星火般地发来催促的电报，他却屡次寻找借口，拖延不决，只落得一个“拖”字。
为了报复我在苏北对韩德勤的进攻，皖南的国民党军队迅速收紧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。然而，必须承认，国民党军的这一合围行动速度极慢，显得颇为迟缓。然而，项英似乎有意与国民党军展开一场速度竞赛，对北移的安排，他总是找借口拖延，一拖再拖。
在重庆，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中，双方约定皖南新四军最迟应在12月31日前向北迁移。然而，进入12月下旬，皖南新四军却迟迟未见行动。26日，毛泽东忍无可忍，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向项英、周恩来、袁国平发出电报：“中央早在一年前便已明确方针，要求你们向北发展，深入敌后，但你们却屡次找借口，拒不执行。”“在全国范围内，从未有过如此犹豫不决、束手无策、缺乏决断力的军队。”“你们究竟主张何为？是主张拖延还是主张撤退？如此缺乏明确立场和方向，将来必会遭受重大损失。”
即便面对如此严苛的催促，项英依旧执意拖延至两党规定的最终期限——12月底之后。直至1941年1月4日，方才启动了行动。
切勿轻视这短短的四日，1月4日的离去与12月31日之前的选择截然不同。超出了两党既定的时间限制，这让我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大的困境；同时，国民党军已基本完成了对战略要地的合围，对我军事上的形势造成了极大的不利。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，我似乎都已先失一筹。李一氓事后不禁感慨：“若能提前四五天行动，恐怕结局不会如此凄惨。”
二、错误的路线
错失了转移的最佳时机，而选择的转移路径更是令人费解。数月前，参谋处便已为北撤行动规划了两条路线。第一条路线自马头镇出发，途经杨柳铺、孙家埠、毕家桥、郎溪、梅渚镇、南渡镇，最终抵达竹箦桥及水西地区，随后沿苏南北渡；第二条路线则选择在铜陵与繁昌之间渡过长江。
第一条路线，即皖南军部通往苏南我军的交通要道，沿线分布着兵站，每座兵站均配备了民运工作组，并设有地方党组织，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。此外，这条路线亦系延安的毛泽东、朱德同志以及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所共同推荐的。同时，它也是与三战区经过多次协商后确定的最佳路径。
这条与三战区共同确定的行进路径，意味着一旦遇到敌军的顽强抵抗，对方在政治上的处境将变得不利，而我的胜利机会则大大增加。
第二条路线的优势在于其便捷的行程，部队自云岭启程，仅需一日即可抵达铜、繁地域，翌日便能顺利渡江。若采取急行军，甚至可于当夜渡过江河。此外，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所率工作组早在一个月前便已先行，完成了详尽的侦察与动员工作，控制了十二处渡口，并征调了超过两百艘渡船，一次航行便能确保7500人的顺利过江。此外，该路线沿途均由我游击队严密掌控，当时日伪顽敌驻军数量甚少。尽管近期顽军有所增加，但仍有间隙可利用。这条路线正是蒋介石最终确定的行军路线。
固然，这两条路径均面临敌情，存在诸多不利因素，尤其是进入12月底，这些不利因素愈发显著。然而，在权衡利弊之后，这两条路径依旧被认定为最优选择。因此，叶挺坚决主张采取东线，次之北线，并已责令参谋部门针对这两条方案制定出详尽的行动计划，绘制出行军路线图，只待项英最终定夺，即可付诸实施。
然而，正当部队即将北撤之际，项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叶挺关于向东线或北线进发的建议，转而选择了经过章家渡、茂林、三溪、旌德、宁国、郎溪、天目山、溧阳的南线行进路线。
这无疑意味着，在叶挺将军的亲自督率下，参谋处投入数月辛勤努力所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悉数付诸东流。
项英此番决策，令众人瞠目结舌。选择此路径，不仅路途遥远，迂回曲折，耗费时间过长，且难以确保保密与隐秘。我军孤军深入，极易陷入敌军包围之中。一旦遭遇敌情，身处敌后深远之地，前无村落，后无市集，必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毕竟，事先未曾料到首长会选择此路线，因此对地形缺乏周密侦察，沿途亦未做任何准备。兵站设施匮乏，地方党组织也未开展相关工作，群众基础薄弱，参谋处甚至连此路线的地图都未准备齐全。
选择南线，不仅军事上对我方不利，政治层面亦然。向南行进，步入国民党统治的后方，其间的行动对民众解释起来尤为棘手。数月之前，那些受国民党操控的媒体便不断炮制舆论，散播关于新四军即将南逃、袭击国军、夺取徽州军火库、推行所谓“三山计划”（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黄山、天目山、四明山建立红色根据地的计划）等谣言。若我方选择向天目山进发，无疑是将把柄拱手相让于顽固派，为他们对我方实施“制裁”提供了借口。
在皖南，新四军中项英素以言出必行著称。在他的固执己见和一意孤行之下，九千余人的新四军军部被迫踏上了这条充满危机的道路。
“甲、我军胜利的关键因素：首先，战略部署精准，使得匪军主动步入我们的陷阱。
……
乙、匪军败亡之根本原因：首先，在于对形势的误判，他们离开老巢，向南越过章家渡，却不幸落入了我国部署下的最严密包围圈之中。
新四军选择此条路径，实为主动投身险境，任人吞噬，此举令敌军意料之外，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
力排众议，毅然决然踏上这条本不应选择的道路，进而精确无误地将部队引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若要夸张一点，我竟不禁疑惑，这位副军长究竟是在为谁效力？
三、复杂战术操作
北迁路径已然谬误，在战术层面上，项英亦持续压制合理的观点，导致一误再误。
咋个错呢？
初时，我们在密林中逗留了一整天，耐心等待敌军合围之势的形成。
古语有云：“兵贵神速。”他们本应朝着国民党军的防御区域快速前进，毕竟那是一片险境，迅速通过才是上策。幸运的是，尽管面临敌情，但敌势尚不严峻。前来对新四军实施堵截的国民党军第40师，从潥阳、宜兴方向急速赶来；第79师，则从诸暨方向疾驰而至。新四军完全有机会在他们完成合围之前，突破第一道封锁线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队伍抵达茂林时，项英却下令部队暂停前进。
停下休息吧。
在漫长的行军途中，适时的短暂休憩对于恢复与维持体力至关重要。然而，皖南部队此次在茂林的休整，却并非简单的片刻小憩，而是一次长达一天的彻底休息。从5日下午三点直至6日黄昏，部队方才重新踏上征程。
获悉皖南部队在茂林受阻后，毛泽东与朱德迅速向叶挺、项英发出紧急电报：“鉴于茂林地区不宜久留，待宣城、宁国一带局势清晰，即刻东进，趁敌军部署未定，突破其包围圈，为我方争取有利时机。”
遗憾的是，毛、朱所忧虑的终成现实。茂林长达二十余小时的休息与等待，致使宝贵的时间落入敌手，国民党军的两师得以悠然抵达阻击阵地，顺利占领了阵地，对我方实施了严密的包围。
无人能够阐明为何项英会在与敌人竞速的过程中选择整日休息，此谜团至今尚未有人能够揭晓。
气人？别急，更气人的在后头。
继在星潭的突破口已被成功打开之后，我方却意外地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，导致敌人得以重新封锁。
7日凌晨，中路第二纵队及其所辖军部抵达星谭周边的百户坑，随即展开左、中、右三路协同进攻星谭的作战部署。
星潭，作为南线转移的关键节点，乃必经之地。若能攻克星潭，则可趁机突破重围；若未能拿下，则突破之路将遥不可及。因此，星潭之战，势在必得。
然而，原本规划的7日午前对星潭的三路并进计划未能如预期执行，左右两翼均因遭遇敌方顽强阻击，未能按计划抵达，致使原本的三路并进演变为单一路线作战，且在进攻过程中遭遇了更为顽强的抵抗。
如何是好？项英主持召开了军分委的扩大会议，进行研讨与审议。
在会议讨论进行之际，指挥星潭进攻的二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来电，恳请增派两个营的支援，以确保星潭的攻克。
叶挺综合掌握的情报，指出敌军防御并非毫无破绽，我军士气旺盛，伤亡亦不严重。若再增派两个营的兵力，攻克星潭当属易事。星潭地处顽军包围圈的外围，虽需再经历数场激烈战斗，并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牺牲，但牺牲一小部分兵力，以确保大部分部队成功突围，仍有相当把握。基于此，他坚决主张增援。军部作战科长、侦察科长等官员亦赞同军长的见解，急切地请求迅速下达命令，加大对星潭的攻势。
这仅是一项常规的战术举措，依据常规程序，军长理应即刻作出决断，无需召集会议商议，政委亦不会插手干预。然而，在新四军中，军长并无此等权力。叶挺等人的建议再度遭到项英的否决，星潭的增兵计划亦被明令禁止。
星谭前线战事激烈，孤军奋战之际，军分委的会议亦持续进行中。
在当今战机瞬息万变、分秒宝贵的时代背景下，这场会议自午后三点开始，持续至夜幕低垂，不休不止，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，下定决心。
夜已深至十点，会议依旧未见终结的迹象，叶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躁，怒容满面地对项英说道：“时间即是胜利，我们绝不能迟疑不决，更不能缺乏决心。我的立场是，即便决心有误，我也将予以遵从。此刻，恳请项副军长做出决断，无论您作出何种决定，我都将全力执行。”
新四军军分委系党的机构，项书记对非党成员叶挺的见解选择不予采纳。会议遂继续展开。
谈及这二纵队的新三团，实乃英勇之至。面对兄弟部队未能如期抵达，且无援军支援的极其不利局面，该团经受了无数艰苦的战斗，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却依然在敌军重兵据守、险要坚固的防线中硬是劈开了一道裂口，成功突破敌军前沿阵地，进而攻入了星潭。
然而，正当该团持续拓展战果并向深处推进攻势之际，他们却突然听到了撤退的号角声。
起初，他们难以置信，便要求司号长重新仔细聆听一遍。在再度聆听后，司号长确认无误，告知我们须即刻撤出战场。
他们依旧抱持怀疑，遂派遣通信员与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取得联系，而那第二梯队却已按照命令开始向后撤退。
在极不情愿的心态中，新三团虽历经血战攻入星潭，最终还是只得遵从命令，撤退而出。
经过数小时的激战，以生命之血换来的胜利果实竟被舍弃，原本敞开的突围之路再次被无情封闭。
事实上，经过军分会一连串漫长而深入的会议讨论，项英最终作出决策：放弃进攻星潭，并改变原有路线。部队遂决定撤回，转而退守至丕岭西部，沿高岭、太平一线转向黄山，并等待时机，伺机北渡。
号令既出，全军便沿既定行进轨迹，调转方向，踏上了返回的征途。
跋山涉水数日，所行之路竟成徒劳，既已打开的缺口，竟又轻易地让敌人重新封锁。这种异常举动，在干部战士的思想与行动上引发了极大的混乱。
常言道，屋漏偏逢连日雨。正当项英率领部队准备从高岭发起突围之际，临时招募的向导却误将廉岭认作高岭，致使部队误入歧途。这不仅耗费了军力，更挫伤了士气。待部队意识到错误，试图返回高岭时，却发现原本无险可守的高岭已被敌军重兵把守，难以逾越。
再次退回，继续会议。
一番激烈的讨论研究过后，我们最终确定了采取北线策略。此北线，正是叶挺在行动前力主，却因项英的反对而被搁置的路线——即经铜陵、繁昌一线渡江，最终抵达无为的转移路径。
项英曾是历经三年游击战的老将，让人不解的是，他为何直到此刻才作出这样的抉择，对方是否还会如往常般对你保持宽容？
自那场激战以来，时光匆匆，原本防御薄弱的通道，如今已不复往日。江面上，日军舰艇密布，而沿途则被层层顽敌所封锁。战机已逝，良机难再。
路不通，部队再退。
辗转反侧，部队在疲惫与徒劳的旋转中，终究误入绝境，被敌军四面楚歌的包围所困。
四、失败
正当整个部队深陷重围，迫切需要一个坚定的核心人物引领方向之际，项英——一位拥有丰富党龄、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，且实际上执掌新四军大权的领导者，一个视皖南部队如同己出、实行家长式管理的领导者，竟然出人意料地犯下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——他抛下部队，仅带少数人擅自行动。
项英在此时此地的举动，宛如一位舰长在海上炮火连天之际，不顾全体舰员的安危，独自驾驶救生艇逃离战场。
延安闻悉项英擅自离队，怒不可遏，遂紧急下令将皖南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全权交予叶挺，并坚定地决心突破重围。悲乎叶挺，在担任军长三年有余之后，方才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首次获得了本应早享有的军长全权指挥之权。
遗憾的是，已为时晚矣！太过迟了！弹药耗尽，粮食告罄，士兵们疲惫不堪，敌人密布的包围如同坚固的铁壁，又岂有逆转之机？
最终，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中，仅有千余人得以零星突围，其余大部分壮士不幸陨落。
突围以失败告终。
在中央对事变后续所颁布的《关于项英、袁国平错误的决定》中，明确指出：“此次之败……与一般寻常的战斗失利不可同日而语……至于是否存在内奸的阴谋，尚需进一步调查确认，然而其中诸多细节，确实让人不禁产生疑窦。”
不久后，项英遭其警卫副官所害，中央的疑虑和调查似乎也将就此终止。然而，项英在事件中采取的一系列举动，确实令人难以理解。不禁要问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否出现了异常？若他心智健全，又该如何合理地解释他的行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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